首先中国有多少核武器，不要通过地摊文学来揣测，其次中国的战略核威慑能力在1999年9月前二炮司令员李旭阁将军上书后，就已经得到长足发展了 而至于在1999年之前中国的战略核力量相对停滞，更多的还是历史原因造成的； 其实核武器的重点并不在于数量多少，而是战略投送力量的多少。 因为核武器尤其是战略核武器的关键在于核威慑，有没有和有多少不是一回事，而有多少跟能扔出去多少也不是一回事。 ▲“蘑菇弹”确实很重要，但是“蘑菇弹”+图里“这些”才真吓人。 我们都知道新中国的“两弹一星工程”是新中国国防工业的基石，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大国崛起的起点，但实际上在两弹一星工程里也是有主次之分，先后之别的。 在1960年2月，正值两弹一星工程的关键时期，中央军委就确定了“两弹（导弹、原子弹）为主导弹第一”的研制方针，1963年12月中央专委（中央负责原子能相关武器的专门委员会），根据聂荣臻元帅建议；“我们装备部队的核武器，应该以导弹为运载工具作为发展方向，飞机很难在现代条件下作为运载核武器的有效工具”，明确了“核武器的研究方向，应以导弹头为主，空投弹为辅”的目标，所以中国的战略核核力量实际都是以导弹投送核武器为主的。 而中国的战略导弹部队的成立是根据苏联的相关援助而来的，1957年才开始成立。 ▲1957年12月9日，根据中苏两国“国防新技术协定”（全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的原子工业的协定》）经中央军委研究决定，在长辛店组建了我军第一个一揽子导弹专业培训机构——“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教导大队” 这个“炮兵教导大队”当时的主要任务，是为了接收从苏联引进的P-2地地导弹装备、C-75地空导弹装备和技术资料，同时也是请苏联专家任教、培训导弹部队指挥员、参谋人员和技术军官。 而当时的第一期学员中不仅有我国的航空、航天专家，还包括了像孙式性、宋杲，郭升九、葛林等当时新中国的炮兵精英600多人（实际共683人，其中正式学员533人，另有总参作战部、总后等单位见习学员150人） 当时第一期学员由苏军援助的缩编导弹营执教（实际共102人，其中军官37人、士兵65人），在这批苏军援助教学人员在1958年4月归国后，后续的培训任务则由炮兵教导大队的第一期骨干学员负责。 1959年7月24日，在圆满完成3期地地导弹专业培训和2期地空导弹人才骨干短期培训任务后，炮兵教导大队根据中央军委命令撤销（一共只存在了一年零七个月500多天） 但就是这个仅存500多天的炮兵教导大队，却是新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的摇篮，其中的学员后来不是成为了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的技术骨干、就是分散到全国其他院校教授导弹课程。 1959年7月6日素有“亚洲导弹第一营”（东风第一枝）称号的中国人们解放军炮兵第xxxA营在长辛店正式组建，首任营长为李甦、政治委员张克俭，当时完全按照苏军战略火箭军的编制组成。 ▲其实关于这个“东风第一枝”还有两个小故事，那就是谁才是东风第一枝？和东风第一枝的由来？由于这两个故事和题目无关所以这里就不谈了，希望朋友们理解啊 1963年10月25日早7时我国仿制的第一枚导弹1059就是这个导弹营发射的。 随后1959年11月，新中国又组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XXXB营，后来在1960年中旬经总参谋部批准；沈阳军区炮兵组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XXXC营、北京军区炮兵组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XXXD营、济南军区炮兵组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XXXE营，这就是中国最早战略导弹力量（俗称：天下五营） 再后来1961年夏，沈阳、济南、广州军区又另外组建了三个导弹营，但当时只是编制没有人，因为技术人员和军官都还在西安技术学院、武威炮战学习。 但即使是如此，当时这五个导弹营也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发射导弹的，其中D营和E营直到1966年6月30日才发射了首枚导弹。 ▲1966年6月29日当时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归来的周总理路过新疆，在转飞酒泉的时候，想要看导弹发射训练，所以当时已经升级为团的导弹D团、E团，才在酒泉基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导弹训练基地，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了首枚导弹。 而第二天，也就是1966年7月1日，中央军委正式下发文件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部队。 由于特殊的生日，中国战略导弹部队所肩负的历史使命，从一开始就是就具有伟大的象征意义。 但也是正是由于特殊时期的特殊使命，导致这个部队在诞生之日起就命运多舛。 由于1966年开始的十年动乱，导致这只部队在正式成立的头一年甚至连司令和政委都没有，而日常工作的则是由公安军的领导主持（这个大家恐怕很难想象吧） ▲第二炮兵在组建初期是由原公安军领导机关和炮兵分管地地导弹部队的技术部队合并组成，其中司令部主要由炮兵技术骨干人员为主，而政治部、后勤部以公安军人员为主，但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原计划的司、政、后勤、科研编制被打乱了。 一直到1967年7月4日，毛主席才正式签发任命将向守志任命为第二炮兵司令员、公安军第二政委李天焕为第二炮兵政委，但即使如此，向守志也没能到任（因为林的原因，其夫人一个电话就让一位司令不得就任，可见那时的混乱） 大家都知道一个部队是否具有完整的战斗力，除了有完整健全的编制和人员外，还需要全天候的作战能力和完善的装备。 而“二炮”具备全天候作战能力则是70年代初的事了； 1969年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尤其是1969年珍宝岛之战的爆发，中苏关系面临一触即发的险地，当时苏军在我国三东地区尤其是东北和华北，集中了55个师一百万大军，而为了应对威胁，在边境线我军仅正规军和建设兵团兵力就达五百万人之巨。 尽管当时中央对国际形势有正确的判断——“反华大战不致轻易发生，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1969年7月11日《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 但面对美苏两国对中国战略核打击的传闻，最有效的防范手段还是手中的倚天长剑。 于是在1969年12月21日，导弹A团移防宣化，直面三北的苏军装甲集群，1970年6月26日至28日，A团在酒泉卫星基地进行了两次以实战背景为要求的夜间作战演习。 此后又在山东某县进行了长达33天的战备训练，充分检验了夜间摩托化行进、闭灯行驶、夜间操作、公路、铁路转载等多科目训练，完全掌握了全天候作战能力。 而多年来战略导弹部队的目标，主要是为了应对来自北方的威胁，面对大洋对岸的存在只能是望洋兴叹，一直到1980年5月18日，我国首次向南太平洋预定海域发射远程运载火箭，我们的战略导弹部队才有了剑指地球远端的能力。 但是光有能力还是不够的，还需要相关的配套建设，比如发射阵地的建设、天基侦查系统的建设等等…… 但在当时那个“一切为经济让路的”的年代很多东西不是我们说说就有的，比如洲际弹道导弹的阵地工程，就是由总参起草，经过时任总参谋长杨得志、副总参谋长张震、国防科工委秘书长张爱萍、叶剑英元帅等多人联名才由总设计师签字同意的。 ▲1984年10月1日，当镇国神器惊现世人的时候，很多人都不知道，当时我们的洲际导弹连阵地都还没有建设完成。 而当时战略导弹部队的困境还远不至于此，航天兔曾在文章里多次写过八十年代我国航天工业在经济转型中面临的困境，但实际在战略导弹部队中所面临的困难还比航天工业要可怕。 李旭阁将军在1999年9月给中央的上书中明确写道； 9月18日，我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召开的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听了军委主席的讲话，深受鼓舞。对于发展导弹核武器，我曾有过难忘的经历，对于中央的决定，感慨万千。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国的“两弹”发展徘徊不前，部队的装备难以为继，导弹核武器的威慑能力已是徒有其表，这并非仅仅因为经济困难，而另有原因……一月之内，竟然被连说两次，最后到了全军干部工作会议上直指其名的程度。比如洲际导弹到底要不要发展?发展到什么程度?载人工具还要不要上天?这都是国家大事。当然，不是说第二炮兵不重要了，就你要搞个洲际导弹，打到哪里去?有这个可能，有这个机会，有这个必要吗?……但是对第二炮兵的艰难处境，对今后能否保持有效的核威慑力量，深感忧虑，心情难以平静…… 如果这不是出自前二炮司令员之笔，恐怕我们很难想象当年我国战略核威慑能力的囧境，但好在南斯拉夫的惊雷惊醒了国人，在1999年的两弹一星表彰大会上，最高领导人明确表示； “要像当年搞两弹一星那样抓尖端武器” 如今我国的战略核力量绝对不会是让老将军忧心如焚的景象了，我们有信心、也有能力粉碎敌人的一切威胁，也有实力、有手段让我们的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