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7日，广州农村商业银行（以下简称：广州农商行）公告，蔡建、邓晓云获选为该行新一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一、二“把手”新任职落定后，11月13日，广州农商行董事会即批准转让百亿资产，预计交易产生税前亏损3.4亿。
2024年，被广州农商行称为“效益提升年”，广州农商行董事长蔡建曾在2023年的年报中宣称：“力争用2年左右时间实现盈利能力大提升。”盈利提升计划实施近一年，财报显示，广州农商行前三季度实现净利润21.2亿，同比下降23.4%，降幅相比去年年度19.3%进一步扩大。
近年，广州农商行经历了原董事长、行长、副行长先后被查的人事动荡；净利润自2020年以来暴跌近60%，不良贷款率大幅高于头部农商行。在带领广州农商行“翻身”路上，新一届管理层仍面临诸多挑战。
亏钱“甩卖”百亿资产
年内密集拍卖房产
11月13日，广州农商行公告，董事会已批准一项资产交易，计划以约100亿的价格转让总债权金额约145.92亿的资产包。此次转让的资产主要为债权资产，包括发放贷款及垫款本金、利息及代垫司法费用；扣除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等，账面价值约为103.40亿，预计交易将产生税前亏损3.4亿。
根据公告，所转让贷款及垫款按照风险分类，关注类80.2亿，占比67.61%；次级类24.17亿，占比20.38%；可疑类6.44亿，占比5.43%；损失类7.8亿，占比6.58%。由于次级、可疑和损失类纳入不良资产，因此，这个资产包不良资产占比约为32%。
从效益来看，上述所转让资产包盈利能力恶化明显。据公告，2022年，所转让资产净收益（税后）为0.93亿，2023年却变成亏损4.69亿。因此，本次转让价虽然从账面上来讲是亏钱买卖，但对广州农商行来讲是“止血”之举。
回望过去，2019年几乎是广州农商行的“转折年”。人事上，这一年，原董事长王继康被查，此后原行长、原副行长相继落马；经营上，广州农商行不良贷款率自2019年开始连续4年上升，2020-2023年净利润暴跌近60%。
在2023年年报中，广州农商行董事长蔡建表示，2024年，广州农商行将全面开展“效益提升年”活动，拓市场、降风险、优管理、提效益，力争用2年左右时间实现盈利能力大提升。
财报显示，前三季度，广州农商行实现净利润21.2亿，同比下降23.4%。“效益提升年”活动开展近一年，广州农商行不仅还没出现蔡建提出的“盈利能力大提升”，净利润跌幅反而相比去年年度的19.3%进一步扩大。
在“效益提升年”活动中，拓市场被蔡建放在了首位，从前三季度业绩看，拓市场效益暂未体现，“甩包袱”“卖资产”或成了广州农商行管理层提升盈利的另一种选择。除了卖债权，今年以来，广州农商行还在密集拍卖房产，据官网公告，仅11月以来，广州农商行就发布了9条物业挂牌处置信息。
曾“倚重”房地产业务
不良资产风险暴露
根据广州农商行披露，本次转让的贷款资产主要行业分布包括房地产、批发零售业等，这也正是当前该行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率最高的两个行业。据财报数据，截至上半年，广州农商行房地产业、批发和零售业不良贷款余额为29.7亿、25.7亿，分别占对公不良贷款总额的31.4%、27.2%，各自不良率达5.59%、5.23%。
前些年，广州农商行对房地产行业形成了明显依赖。wind数据显示，2015年，广州农商行公司贷款中，对房地产业贷款仅118.2亿，到2019年已经上升至683.4亿，4年暴增近5倍；同期，个人住房贷款也从268.8亿上升至636.9亿，4年增加近140%。
到2019年，房地产业贷款、个人住房贷款成了广州农商行对公、零售中最大贷款领域，分别占比21%、51%。
在地产界“高歌猛进”，广州农商行给自己埋下了不少“地雷”。例如，2022年7月，广州农商行华夏支行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将恒大集团及其董事长许家印、恒大地产深圳公司及恒大地产韶关公司告上法庭。
2022年末，广州地标建筑“广州圆”开发商鸿达兴业集团申请破产，广州农商行作为最大债权人，对鸿达兴业系列的债权金额超50亿。最后通过债转股，广州农商行被动成为上市公司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大股东，当前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已从A股退市。
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官网信息，广州农商行系统近年收到多张罚单，多张罚单指向贷款发放违规。2022年3月，在蔡建出任董事长一年后，广州市委第三巡察组在巡察“回头看”中，直指广州农商行依旧存在多个突出问题，包括内控机制存在缺失，信贷等重点领域和关键岗位廉洁风险较为突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存在短板、干部选拔任用不够规范等。
2022年初，广州农商行启动了“资产质量年”活动，蔡建指出，广州农商行的资产质量与上海、北京等先进农商银行存在巨大差距，资产质量问题已经成为事关广州农商行能否生存的大事要事，已经成为侵蚀该行利润、制约该行发展的致命问题。
当蔡建说出“资产质量问题已经成为事关广州农商行能否生存的大事要事”之际，2020-2021年，广州农商行净利润两年内已经被“腰斩”；2021年，广州农商行信用减值损失125.4亿，同比暴增近60%，营收占比高达53.4%，这意味着广州农商行当年有超一半的营收被坏账等“吞噬”了。
资产质量依旧承压
盈利能力在头部农商行中垫底
2020年，广州农商行总资产冲破万亿，这是该行近年为数不多为人乐道的亮点。然而，若将广州农商行的盈利水平和其他资产万亿的农商行对比，广州农商行显得有点“虚胖”。
据wind数据，2023年末，广州农商行总资产13291亿，在全国农商行中排名第三，与重庆农商行（15099亿）、上海农商行（14550亿）、北京农商行（12609亿）同属农商行“万亿资产俱乐部”，且总资产规模差距不大。
然而，广州农商行的盈利能力却被其他3家头部农商行远远甩在身后。今年上半年，重庆农商行、上海农商行、广州农商行、北京农商行净利润分别为75.6亿、71.4亿、17亿、42.1亿，广州农商行在中间几乎是“塌方式”存在，净利润约是前两家的四分之一，不到北京农商行一半。
数据来源：wind
在银行业内流传着一句话：“净息差决定了收益的上限，不良率决定了收益的下限。”简单而言，净息差影响着银行的利息收入规模，不良率影响坏账对收入的“侵蚀”。若从这个角度而言，广州农商行无论是“上限”还是“下限”，均在4家头部农商行中垫底。
不良率方面，“资产质量年”活动开展两年多后，截至上半年末，广州农商行不良率上升势头虽已被抑制，但不良率依旧高达1.87%，大幅高于重庆农商行（1.19%）、上海农商行（0.97%）、北京农商行（1.12%，2023年末数据）。
作为不良率前瞻指标，据wind数据，上半年末，广州农商行关注类贷款占总贷款比例为6.14%，分别比重庆农商行、上海农商行高出3倍、4倍。此外，近年广州农商行逾期贷款快速提升，上半年末，逾期贷款余额从2022年末221.8亿增加至491.2亿。
不良率高企，严重侵蚀着广州农商行的利润。Wind数据显示，上半年，广州农商行信用减值损失约29.2亿，营收占比依旧达39.7%。
一方面，坏账损失侵蚀着广州农商行的营收，另一方面，广州农商行营收面临的压力也不小。近年，广州农商行营收高度依赖利息收入，同时高度依赖对公业务，但对公业务利息一般较零售业务低，近年又遇上净息差持续下行，雪上加霜。
据wind数据，上半年，广州农商行利息净收入占营收比例达85.4%。在广州农商行贷款分布中，截至上半年末，公司贷款占比达76.1%。然而，上半年，广州农商行对公营收占比仅有47%，零售营收占比达39.3%，对公收入能力与投放的贷款力度明显不匹配。
截至上半年末，广州农商行净息差为1.02%，同比下降0.47个百分点，同期重庆农商行、上海农商行净息差为1.63%、1.56%，广州农商行大幅落后。
近年来，广州农商行也在谋求转型，调整业务结构，将经营重心转向中小微和零售客户，先提出了“客户倍增计划”，后启动“三千亿工程”，目标在2-3年内实现中小额公司信贷业务、普惠小微业务和零售信贷业务规模各达1000亿。
蔡建在接受媒体采访中表示，中小额资产业务客群规模小、数量多、分布广，只要没有道德风险，原则上不会大面积、集中出险，即使出现风险，处置化解的难度也远远小于大额资产业务。
在蔡建的计划中，一方面“力争用2年左右时间实现盈利能力大提升”，另一方面计划在2-3年内实现“三千亿工程”。从时间线上看，这两个计划基本是重合的，在“效益提升年”活动中，蔡建似乎把筹码押注到了“三千亿工程”上。
当前，离蔡建完成盈利提升计划仅剩1年左右时间，广州农商行业绩下滑趋势仍未扭转，变卖资产或是广州农商行的另一“筹码”。
采写：南都·湾财社记者 黄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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